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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數學之旅

本文授權轉載于公眾號：物道精致生活（wudaojieqi），轉載請聯系物道

中國曾經有過這么一所大學：

在抗日戰爭中倉促搭起，被稱為“史上最窮”，

校舍破舊得梁思成摔桌子發脾氣；

它僅僅存在了8年，

卻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8位“兩彈一星“元勛、171位兩院院士，

讓牛津大學的學者不遠萬里前來拜訪求教，

驚呼：它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

它就是西南聯大。

總有人問：什么樣的大學才算一所好大學？

在我看來，

它不在于是否有豪華的大樓，

而在于有沒有最優秀的老師。

▲?1937年回國任教于西南聯大（圖為西南聯大校門）

▲ 西南聯大操場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炮火連天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危急關頭，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同時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三校南遷長沙，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

可師生們剛到長沙不久，上海、南京淪陷的噩耗就接連傳來，日寇步步向內陸進逼，長沙危在旦夕。

“國家亡了可以復興，文化亡了就全亡了！”

為了保住文化血脈，大家決定兵分三路，舉校西遷昆明。

一場“中國教育史上最偉大的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合并，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938年春，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慰勞湘黔滇旅行團到達昆明。

炮火聲中，聞一多夾著幾本書，拉著孩子直奔隊伍。路上碰見臧克家一臉震驚地問：“那么多名貴的珍本你都不要了？”

聞一多說：“大片國土都丟了，幾本書算什么！”

當時日本人宣稱，如果留下來教書，就會有豐厚的報酬，生活舒適又體面。聞一多得知，狠狠地“呸”了一聲，拂袖而去。

戰火的另一邊，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喪事，日本憲兵隊送來勸降留任的請柬。陳寅恪知道，若當場拒絕，必遭迫害。但他不甘心白白受死，“在學術上支持祖國，是我的責任！”于是，他喪事還沒有辦完，就悄然離京，加入隊伍前往西南。

▲ 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

就這樣，300多名師生，3600里長途跋涉，歷時68天，一路風餐露宿、饑寒交迫……憑著堅強的意志，終于在1938年4月成功抵達昆明。

危難當頭，

我們要守護的不僅是民族文化的未來，

更是一股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種。

西南聯大的傳奇，

就是由這一副副看似孱弱的肉身下的堅強意志，

徐徐開啟、筑壘鋪就而成的。

到昆明后，由于經費不足，校舍條件很差。教室是土墻、涂上綠漆的鐵皮屋頂，每逢下雨，屋頂就吵得沒法上課。

有次，經濟學家陳岱孫上課，中途大雨傾盆，他索性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字，學生們就靜靜地聽了一節課的雨。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夫婦二人起先交的設計稿幾次被校長無奈“退回”，因為實在沒錢買材料，連鐵皮都買不齊，最后只能用茅草搭屋頂。

學生宿舍則是茅草屋。土墻上開幾個方洞，豎幾根樹棍，就是窗戶；一間宿舍足足塞下40人，桌椅是沒有的，只能把裝肥皂的箱子當作書桌和衣柜。

▲?學生宿舍。

食堂就更不說了，連凳子都沒有，只能站著吃飯。伙食也不好，米飯里面常常摻了很多砂子，每天吃的都是鹽水煮菜。

有個學生潘琰，總是最后一個去食堂，用便宜價買到鍋巴。那鍋巴一半以上是砂子、老鼠屎，連倒泔水的農民都不要，可潘琰硬是把鍋巴買回去，用開水淘一遍，然后再用鹽水泡著吃。

教授們也不復以前的優雅形象，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某天有個女生走夜路，忽然聽到后面有奇怪的腳步聲，以為是壞人，戰戰兢兢回頭一看，竟然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著一雙前面露著腳趾、后跟爛了提不起來的“空前絕后鞋”，只能用古怪的姿勢拖沓著往前移動。

▲?西南聯大學生以大地當餐桌。

可即使窮困到這個份上，師生們對學問的熱情絲毫沒打折扣。

1940年10月13日，日本飛機扔下的炸彈將華羅庚的住處炸毀了。他于是找了個牛棚住進去。

每天一早，他拖著瘸腿，步行十幾里路去聯大上課；晚上，又在牛棚里伏案研究數學。老牛常借柱子擦癢，搞得地動山搖，字都寫不好，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得華羅庚滿身包，疼癢難耐。

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華羅庚攻克了十多個世界級數學難題，還為世界數學史開創了一門新學科——矩陣幾何學。

▲ ?西南聯大遭日寇飛機轟炸。

華羅庚的恩師楊武之教授，某天在田埂上騎單車回家。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車子一頭栽進水溝里，楊武之被摔得遍體鱗傷，卻不肯休息。

劉文典教授更說：我寧愿被日本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 ?華羅庚一家。

在教授們的努力下，課程安排得滿滿當當，課程表把好幾堵墻壁都貼滿了。學生們在課程表前擠來擠去，記下自己想聽的課，很多別院的學生還特地走好幾里路來聽課。

像吳宓講《紅樓夢》，有些外系學生比本系的還早到，上課時，遲到的學生只能站后面。吳宓就放下手杖，帶男生們到旁邊教室搬椅子，等大家都坐下了，才開始講課。

▲ 學生們在上課。

老師們常常會布置課后閱讀，可聯大圖書館藏書不夠，座位才200個，一旦去晚了，就要排上半天的隊，更別提借書了。

有次經濟學教授陳岱孫布置大家回去看《經濟學概論》，這門課有100多名學生，書卻只有5、6本，大家只好限定時間“接力”看書，如果實在來不及，就直接手抄。

每天晚上，簡陋的宿舍里透出微弱的火光，學生們熬夜抄書，不亦樂乎，毫無怨言。

▲?西南聯大圖書館。

林語堂曾說：

“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一所大學之所以是好大學，

不在于是不是有最高大的教學樓、最先進的設備，

全在于有沒有精神強大的教授和學生。

盡管物質生活艱困，朝不保夕，

他們依舊激情不減，弦歌不輟。

并非他們因大學而偉大，

而是大學因他們而偉大，

民族，也因他們而偉大。

西南聯大名師云集，可貴的是，越是普通的課，越是由大師來教。

曾有校友回憶在聯大讀書期間的課表：

“國文老師是沈從文，物理老師是吳有訓，中國通史老師是吳晗，公共倫理學老師是馮友蘭。我還選修了數論和《莊子》，老師分別是華羅庚和聞一多。”這樣的陣容，不可謂不“豪華”。

?

聯大的教授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同時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無論在知識上還是思維上，都兼具中西方的優點，崇尚獨立思考，兼容并包。

▲ ?1946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內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唐蘭，游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當時流傳著一句話：老師們講課，都以開創性見解為榮，以照本宣科為恥。

陳寅恪，能用13種文字閱讀，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他上課第一天就說：

“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更有趣的是，同一門課程，不同的教授也可以同時開課，像擺擂臺一樣，各自拿出看家本領吸引學生去聽。

這樣的教育，不但體現了公平，還促進了良性競爭，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思考。

▲?哲學家、黑格爾研究專家賀麟。

與此同時，教授和學生相處平等，在學術上“誰也不怕誰”。

某天，學生們正在教室里看書，忽然有7、8個人嚷著推門進來，一看，竟是華羅庚先生和幾位學生。只見他們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個人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演算起來，寫了滿黑板公式，邊寫邊喊：“你們看，是不是這樣？……”一個人站起來大叫：“你錯了，看我的！”一把搶過粉筆，飛快地寫起來。接著，華先生一瘸一瘸走過去說：“諸位，不是這樣的……”幾個人越吵越帶勁，大約吵了1個多小時，才聽見華先生說：“十二點了，先去吃點東西，我請客！”

這樣精彩的“師生打擂臺”在聯大隨處可見。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年資和地位，誰都可以直言指出對方的錯誤。被指出的人不但不會生氣，反而更加欣賞對方。

在這樣開放自由的氛圍下，學生們甚至敢于對權威“口出狂言”。

某日課間曾發生過這樣一段對話。一個年輕人問另外一個：“愛因斯坦最近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對面答道：“看了，你覺得怎么樣？”問者很不屑地搖搖頭：“毫無創新。”

這樣的對話無疑是“狂妄自負”的，可周圍卻沒有人覺得刺耳。這兩位年輕人，后來一個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另一個成為中國半導體物理的開拓者——他們就是楊振寧和黃昆。

▲?化學系在做實驗。

知識的生命，

在于它的個性和自由，

像楊振寧所說：

“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最大限度允許人的自由。

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

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

自由開放的學風，仰賴于一套開明的制度管理。

首先，唯才是舉、莫問出身，是聯大的用人標準。

1938年11月，聯大作出了一個當時國內“史無前例”的決定：聘請“鄉下人”沈從文當教授。那時西南聯大的教師，不是“喝過洋墨水”的海歸，就是從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哪里見過只有小學學歷的？

?

但校長梅貽琦根本不看重這些，“我看的是才華”。

▲ 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梅貽琦（左三）、胡適（左二）、查良釗（左一）、與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這里，學生轉系相當容易，入學后如果不喜歡原來報的專業，只要填一張表就可以可以轉入自己喜歡的專業，沒有“一門專業定終生”的擔憂。

平時，學生偶爾“翹課”也不會被老師追究，像汪曾祺就經常白天泡在茶館看書，晚上一個人鉆在中文系圖書館里看小說。

▲ ?吳晗在學校演講。

教授們上課自由，學生們選課自由，學校沒有條條框框，一切都靠自覺。也正是這種開放式教學，讓聯大師生有了較大的自主性，更是有了獨創性的見解，這大概是這所學校能夠培養出那么多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吧。

汪曾祺對此深信不疑，他認為正是西南聯大自由寬松的氛圍造就了他：“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

▲ 西南聯大畢業證書

抗戰勝利后，1945年12月，在西南聯大即將解散，三校北返之際，校長梅貽琦高聲宣講：

“聯大沒有強迫，只有誘導，沒有盲從，只有信仰。”

1946年，馮友蘭教授撰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聯合大學，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

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

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

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回首往昔，當我們重新審視聯大遺產，那已漸行漸遠的斯人斯事，還殘留多少彼時的精神與風貌？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城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可曾被再次地唱響？

時間如白駒過隙，如今的中國大學早已遍天下，可我們所期待的，是看見西南聯大的精神，愿它穿越歷史的迷霧，開拓出超越時空的真實道路，讓我們看見它對教育的堅持、學術獨立的保護、自由思想的包容……

大學雖已遍天下，西南聯大不能忘。

▲?抗戰勝利，梅貽琦做最后演講，宣布聯大勝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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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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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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