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條河西走廊，何以串起千年文明？

一條河西走廊，何以串起千年文明？

雪后的敦煌鳴沙山月牙泉。

敦煌美術研究所專家臨摹的莫高窟112窟（中唐）南壁觀無量壽經變中的反彈琵琶飛天。圖據敦煌美術研究所

駿馬在祁連山下山丹馬場奔跑。

黃河以西，形似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星星峽，南側是祁連山脈，北側是龍首山、合黎山、馬鬃山……這條東西橫貫一千余公里的狹長地帶，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公元前139年，漢武帝劉徹為聯合月氏夾擊匈奴，決定派張騫出使西域。隨后，河西走廊成了絲綢之路上的黃金通道。從古絲綢之路到今天的“一帶一路”，河西走廊見證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凝結了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遺產。

“天馬來出月支窟”

唐朝詩人李白在《天馬歌》一詩中說：“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骨。”上世紀六十年代，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的雷臺漢墓中，就出土了一匹銅奔馬。這件工藝極高的文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馬踏飛燕”。

昂首嘶鳴，飛馳向前，三足騰空，一足踏在一只正在展翅飛翔的飛鳥背上……它的形象讓人們不由地想起了詩句中流傳的“天馬”的形象。

“天馬”主要指的是來自大宛國的“汗血馬”。真實的“天馬”并沒有虎紋和龍骨，但確實身強力壯、雄姿勃發。這種“汗血馬”的皮膚較薄，奔跑時其血液在血管中流動容易被看到，加之馬的肩部和頸部汗腺發達，出汗后往往會給人以“流血”的錯覺。

在古代戰爭中，良馬的機動性所帶來的強大戰斗力是取勝的關鍵。為了彌補漢軍在面對匈奴鐵騎時的劣勢，漢武帝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兩次西征“汗血馬”的產地大宛。最終，凱旋而歸的李廣利共選良馬幾千余匹，長途跋涉終將“汗血馬”帶回漢朝疆土。同時，西域各國還源源不斷地向朝廷進貢良馬，“天馬”成為了中西交通取得歷史性進步的一種標志性符號。

為了培育更多驍勇善戰的馬匹，漢軍在今天的大馬營草原屯兵養馬。經歷朝經營，那片地方逐漸形成皇家馬場。

今天，這里已發展成為地跨甘青兩省、毗鄰三市(州)六縣的山丹馬場。每年夏天，祁連山下的這顆“絲路綠寶石”芳草如茵，風景如畫。

當成群的駿馬飛奔在遼闊的千年馬場里，“天馬”這一氣勢磅礴的文化意象仿佛正從歷史中走來，展現著古人的進取意識和天下情懷。

“葡萄美酒夜光杯”

中國自古不缺美酒佳肴。唐朝邊塞詩人王翰在《涼州詞二首·其一》中就寫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然而，有別于中原的谷物酒，詩句中描繪的那種色澤鮮艷、氣味芬芳的葡萄美酒最初卻是一件舶來品。

起初，張騫作為漢武帝的使者，為尋找軍事盟友而踏上西行之路。但令他沒想到的是，這次旅程卻無意間打開了東西方交流的大門。受他的影響，西域的特產、樂器、宗教更迅速地向東傳播，而以絲綢為代表的中國商品也被不斷送往遙遠的西方。

這條絲綢之路對美酒佳釀的引進至為關鍵。

地理上的絲綢之路是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向西經過中亞，直至地中海等地的道路系統。這個位置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交通往來的道路，但直到驃騎將軍霍去病“逐匈奴于漠北”并牢牢占據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后，這條連接中外的通商要道才真正繁忙起來。

提到絲綢之路，就不得不提位于河西走廊最西側的玉門關。它是絲綢之路上的標志性地點，人員進入玉門關，就意味著“回國”。

中國古代交通史上，關隘具有“封鎖”與“疏通”的雙重功能。戰爭年代，關隘是用于軍事防御的要塞。但在平時，它更多行使其“疏通”的職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古人由于從軍、出使、商貿等原因，常在玉門關停留補充。可以想像，這里在當年是何等的繁忙。

如今，玉門關早已被歷史的風霜吹打成一片斷壁殘垣，但從絡繹不絕的客流中我們能看出，這座千年歷史遺跡依然在散發著獨特魅力。

葡萄美酒進入中原背后，一個叫粟特人的民族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粟特民族起源于中亞，是絲綢之路上著名的商旅文化群體。當時，葡萄種植產業已在古絲路的沿途——今天我國的新疆和中亞東部等地尤為興盛。商業嗅覺靈敏的粟特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他們將最新的葡萄品種和最先進的葡萄酒釀造工藝東傳。粟特人四海為家，葡萄酒也因此傳遍大江南北。從長安的宮廷貴族，到駐守邊關的將士，無不對這一異域飲品贊賞有加。

從王翰的詩句中，我們可以窺見葡萄酒在唐代社會中的重要影響。就是這一小杯葡萄酒，不僅撬動了古絲路繁榮的一角，也凸顯了大唐盛世的兼容并蓄、氣象萬千。

凌空飛舞的飛天形象

東漢應邵注《漢書》中記載：“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是絲綢之路的節點城市，境內東有三危山，南有鳴沙山，西面是沙漠，與塔克拉瑪干相連，北面是戈壁，與天山余脈相接。各種奇特的自然與地質環境在這里交相輝映。

千年時光的雕刻，在這里留下了數不勝數的瑰寶。而這其中最盛大輝煌的文化景觀莫過位于敦煌市東南一處斷崖上的莫高窟了。

莫高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遺址，也是世界上歷史延續最悠久、保存較完整、內容最豐富、藝術最精美的佛教藝術遺存。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后延續約1000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

仔細端詳洞窟內一幅幅精美的壁畫后，就不難發現飛天這一藝術形象的出現頻率極高。據統計，在莫高窟270多個洞窟中，繪有飛天4500余身。通過對這一藝術形象的研究，可以再現佛教藝術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并與漢地文化相融合的整個過程。

飛天的原型本是乾闥婆和緊那羅，出自印度的歷史與神話傳說。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和佛教的東傳，這一形象在西域逐漸深入人心，并進一步順著河西走廊，來到廣闊的中原大地。

從時間維度上看，飛天的形象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一個隨著時代不斷演變的過程。

2021年，武威的天梯山石窟，考古人員發現一幅完整的北涼時期的飛天壁畫。不同于人們印象中輕盈飄動、凌空飛舞的優美飛天形象，這幅壁畫上的飛天給人以粗獷而“樸拙”的感覺。同樣，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壁畫中，考古人員也發現了形體較大的、造型笨拙夸張的飛天形象。專家們認為，這反映了早期佛教壁畫藝術的獨有特點。

與這種早期西域風格的飛天形象不同，莫高窟112窟（中唐）南壁的觀無量壽經變中的飛天形象就顯得婀娜而飄逸了。畫中的反彈琵琶飛天體態豐腴、眉宇含情，周身飄動的彩帶表現出動態的美感。

飛天形象的變遷正是東西方文化藝術不斷交融的一個縮影。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河西走廊就像一個瑰麗的舞臺，拉伸了文明的張力，夯實了歷史的厚度。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敦煌學專家樊錦詩認為，敦煌飛天承載了中國人對于精神自由的追求。飛天的欲望作為一種精神沖動，同世俗的羈絆形成巨大的張力。

幾千年來，河西走廊上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跨越山川阻隔，溝通往來。這不也正是一種渴望打破地理屏障、沖破文化壁壘的追求嗎？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昔日響徹在河西走廊上的駝鈴聲已塵封進歷史的畫卷，但文明之間的溝通往來還將代代相傳。

據新華社

圖片除署名外均據新華社

責任編輯：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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